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纪念我的父亲蔡希陶诞辰100周年

时间:2011-03-18  来源:党政办公室  浏览次数:   作者:蔡渊明     打印  字体: 关闭

尊敬的各位领导,各位来宾:你们好!

今天,是我父亲蔡希陶的百年诞辰和逝世三十周年。我父亲是一位植物学家,之所以今天那么多人纪念他,是因为他曾经为国家,为老百姓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,为中国植物学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。下面,我向大家讲几个和父亲有关的故事,作为对他的纪念。

1991年,我去探望中科院北京植物所原办公室主任杨森先生。他告诉我说,你爸爸是一个思想敏锐而超前的人。热植园建园以后,那时国家是计划经济,全国上下提倡艰苦朴素、节约闹革命。热植园的职工工作热情很高,但是生活很艰苦,住宿条件很差。园里的招待所也只是几间简陋的平房。在这种情况下,你爸爸提出:要想留住人才,要想让请来的专家能安心工作,首先必须为他们创造好的生活条件,盖好的宿舍和好的专家楼。还可以利用版纳的资源优势,在周边搞一些旅游项目,例如竹筏漂流等。你爸爸在当时那个年代,就能提出这些意见,是极为超前的,真是不可思议。

1977年,父亲因脑血栓第二次住进医院,中科院的建筑工程师陈振林前往昆华医院看望他。两人过去从不相识。父亲得知陈先生是搞建筑设计的工程师,非常高兴。不顾自己病重的身体,把热植园的景观、环境、气候等情况向他做了详细的介绍,提出许多设想。其中之一,就是请陈工程师帮助设计且有傣族民族风格的专家楼。父亲还提出一些建筑用材方面全有绿色环保意识的建议。陈先生回到北京后对我说,你爸爸的观点很先进,很有特色。

现在,热植园已成为国家AAAA级景区,正在争创国家AAAAA级景区。2011年元旦启用的科研中心及具有傣家风格的专家别墅,其先进和雅致真是超出想象。我父亲的很多设想,他生前因种种原因未能实现。现在,他的继任者们,经过几代人的努力,把事情做得这样完美,倘若父亲九泉之下有知,一定倍感欣慰。

现在,昆明植物所、昆明植物园、热带植物园,可以说是美轮美奂。回想起60多年前,我家从昆明市区坐着马车搬到黑龙潭的情景,真是不可同日而语。黑龙潭的自然风光很美,我和弟弟妹妹在这里扑蝴蝶,采野花,捉小鱼,度过了快乐的童年。但对父亲来说,那段日子是很艰辛的。那时正值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之时,物价飞涨,民不聊生。当时,昆明植物所是一个私营研究单位,经费十分困难,全所职工的生存都成问题,为了把植物所维持下去,父亲就带领全体职工生产自救。到山上开荒种地,家属也全部参加。我们三姐弟和带病体弱的妈妈都去了。父亲又经过调查,决定在昆明开一家像样的花鸟店,来补充所里的经费,于是就在福照街开了一家鹦鹉商店。父亲时常去查看经营情况,带我去过几次,店里有许多五颜六色的鹦鹉和小鸟,有不少人来来往往,很热闹...有一年,快要过年了,全所职工还在等米下锅。大年二十九,父亲卷起裤脚,和几个工人一起,挑着自己种的白萝卜和青菜到小西门叫卖,直到天黑才回来,勉强过了这个年关。

记得解放前的一天,父亲去附近的蒜村买米。可是很快就空着手回来了。原来路上遇到一个农民在路边哭,父亲得知他丢了钱,几乎没法活下去,就把身上的买米钱全部送给这个农民。临解放前的一天早上,隆隆的炮声从龙头村方向传来,国民党败兵向黑龙潭逃窜。父亲立即组织职工和家属加入逃难的队伍,朝北边的山里逃难。在路上,看见一个中年男子痛苦地倒在路旁,大腿上受了伤,流着血。当时人们顾不得这些,逃难的人群匆匆忙忙从这个人旁边走过。爸爸蹲下来问明情况,原来他是一个水果摊贩,在逃难的路上被流弹击伤,水果摊没了,身上又无分文。父亲立即掏出些钱给他,才继续赶路。

1960年,国家正处于经济困难时期,食品极度匮乏。过年了,我们云南航海队每人发两颗苦菜。这些菜是我们航海队在海埂训练基地开荒种的。这是我们能带回家过年唯一的东西,非常难得。见我提回好久吃不到的苦菜,全家人高兴极了,李大妈忙着准备下锅。这时,爸爸对我说,渊明,把那颗大一点的给楼下陈师傅家送去。当时我一点也没感到意外。因为陈师傅是植物所的司机,工资很低,爱人没有工作,两个孩子,家庭非常困难,爸爸妈妈经常想着帮助他家。

1961年4月,妈妈在昆华医院去世。当时我和爸爸守在床前。我亲眼看着妈妈停止了呼吸,直到医生告知我们说她已经去世,我才明白妈妈真的永远离开了我们。我当时控制不住自己,嚎啕大哭起来,爸爸说什么我根本没有听见。直到爸爸紧紧地抱住我,把我按到椅子上说,渊明,这是病房,病人要休息。现在是深夜,你要为病人着想,不能这样自私,不能只顾自己。后来,我才慢慢的平静下来。我们的爸爸和妈妈在上海相知、相识、相爱。妈妈考入清华大学后,爸爸就放弃在上海的大学学业,随后到了北平,在北平静生生物研究所工作。他们浪漫的爱情,经历了战乱、动荡、逃难和贫病交加的考验,几十年来始终不渝。现在想起来,最痛苦的应该是爸爸。但是在他最困难,最痛苦的时候,仍然首先为他人着想。

爸爸思维活跃,性格豪爽,结交了一批志趣相投的朋友。我记得闻一多先生,吴晗先生,向达先生等诸位都是我家的常客。当时我很小,听不懂他们说些什么,现在回想起来,有时候他们高谈阔论,有时候慷慨激昂,有时候诙谐幽默。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,他们比赛谁能用牙叼起桌子,爸爸获胜后昂首纵声大笑的样子,我至今不忘。他们的这种友谊被国民党的罪恶子弹打断了。妈妈后来对我说,1946年7月的一天,在家里听到枪声,过了一会爸爸妈妈到门口一看,巷子里空无一人。当得知是闻一多先生被国民党暗杀了,万分愤慨,无比悲痛。在那严重的白色恐怖时刻,爸爸妈妈不顾个人安危,立刻去医院看望身中数枪的闻一多先生的长子。后来,闻一多先生的家人离开昆明时,把家里的黑色大立柜和一个黄色搪瓷脸盆送给我家。爸爸妈妈十分珍惜这两件东西,常常提起闻一多先生。文革期间,造反派抄了我家,家里被扫荡一空,这俩件文物也不知所终,非常可惜。吴晗和妈妈是清华同学,又是爸爸的浙江小同乡。两人脾气相投,又都性格耿直,豪爽。所以,两人交往甚密。解放后,吴晗任北京市副市长,因为知道爸爸酷爱动物,便力邀爸爸去北京担任北京动物园主任。但此时,爸爸已离不开他所热爱的植物学事业,离不开经历了千辛万苦创业的昆明植物所,离不开云南这片红土地,于是便谢绝了吴晗的邀请。文革中,爸爸因吴晗的“海瑞罢官”受牵连,吃尽了苦头。真可以说是:世事难料,不胜唏嘘!在文革中所受的折磨和痛苦,爸爸从未向我和弟妹们讲过。只有一次,他说在热植园时,造反派让他去食堂做饭。因为当时那个年代缺肉少油,做的饭肯定不好吃,造反派很不高兴。后来,他用自己仅有的生活费买了一大瓶味精,做菜时,便放上一大把。说这件事时,他无不得意的笑了。

今天,我只想把父亲在研究植物学以外的一些事介绍给大家,以便使大家能更全面的了解蔡希陶。

最后,我们感谢中国科学院和云南省的各级领导和单位,长期以来对我父亲的工作、事业、生活和家庭的支持和关怀。借此机会,我们还要特别感谢父亲的众多同事、朋友、同行们。多年以来对他在事业上和生活上给以的亲人般的关心和照顾。

父亲执着的事业心和他人格上的魅力,将会永远激励着我们后人。

 

2011年3月12日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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